一、成長經歷
1、歷經戰亂，曲折求學
1932年4月9日，我出生在一個郵局職員家庭。父親姚國勲安分守己，對子女的教育非常嚴格，從小教導我們三個子女要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他常講：“每人頭上都有一片天，不要嫉妒別人；要自己努力，不投機取巧；要尊重長輩，助人為樂”。我的母親唐玉瑛生于1899年，為人正直善良，任勞任怨，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她一生跨越三個世紀，享年105歲。一直用端莊賢良深深地影響著我。正是父母的教導、良好的家風激勵著我在戰亂中不斷成長。
1932年，在“一·二八”淞滬抗戰前夕，我家從上海閘北寶山路開始逃難，一路上歷盡苦難和屈辱，最后終于在“法租界”暫時安頓了下來，是年4月9日，我就在那里出生。1936年秋，在我4歲的這年，我來到上海培成小學開始接受教育。1937年8月13日清晨，日艦用重炮轟擊上海閘北，日本海軍陸戰隊越過淞滬路沖入寶山路，我軍予以自衛反擊，“八·一三”淞滬會戰由此開始。我家不得不再次遷到“法租界”，之后我轉讀了巽明小學。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個，有點小“聰明”，很是貪玩，不好好讀書，常在弄堂里踢小皮球，結果小學三年級時留了一級。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向美國宣戰，太平洋戰爭就此爆發。是日，路上行人稀少，形勢分外緊張，日軍占領了上海法租界。一天上午，我正在家中，突然聽到一聲巨響，濃煙四處彌漫，斷壁殘垣上燃燒著火焰，同時周圍哭喊聲、慘叫聲連成一片。我和哥哥急忙跑出去，才知道是日本兩架軍用飛機在演習時相撞，墜落在離我家僅二十多米遠的地方，幾十間房屋瞬間倒塌，我家弄堂對面的房子后半部都被燒為了灰燼。
抗戰開始后，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從漕河涇區吳家巷搬遷至“法租界”的菜市路，改名為私立滬新中學。1943年，我小學畢業后就讀于此。
1946年初，我就讀的江蘇省立上海中學遷回郊區的吳家巷原址，我第一次離家住校，開始獨立生活。是夏，我初中畢業，心想考取自己學校的高中部不會有問題，結果掉以輕心，最終名落孫山。我就先到了上海市復興中學讀高中一年級。復興中學的前身是始建于1886年的“麥瑟尼克”學校，抗戰勝利后學校重建，定名為“上海市復興中學”。校名“復興”，含“復兮旦兮，興我中華”之意。復興中學的師資和校舍都很出色，離家又近，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不過由于父親畢業于江蘇省立第二師范學校(上海中學的前身)，哥哥也是該校的學生，我一直希望繼續在這個享譽全國的上海中學學習。于是，半年后我又再次報考，結果還是沒有成功。我并不甘心，1947年暑期第三次報考，還記得當時的作文題目是“你為什么要考上海中學”，我有感而發，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終于如愿以償地再次進入了上海中學。我插班到理科高中二年級，由于我是班上年齡較小的，同宿舍的同學叫我“姚弟弟”。我所在的丁班，雖然考試成績不如其他幾班，但我們不死讀書，都有著自己的興趣愛好。我們很喜歡運動，如短跑、跳高、墊上運動、足球、壘球、乒乓球等，記得當時我們在課間的時候，曾把老師的講臺臨時拉上球網，直接就打起了乒乓球。至今我還保留了那時的一些舊照片，這些記憶也是我一生中寶貴的財富。
2、求學大連，幸遇名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正值我高中畢業報考大學。是年，全國高校分區聯合招生。我是在受帝國主義侵略欺凌的環境下長大，日本飛機經常在大中城市狂轟濫炸，而我們毫無還手之力，在“航空救國”的思想下，我選擇了大連大學的電機系，一方面是共產黨使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而大連大學是共產黨在解放區創辦的第一所正規大學，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培養建設人才，哥哥也很鼓勵我去；另一方面是因為該校有一批名師，都是在解放軍渡長江前后輾轉進入解放區的。此外，我擔心父親失業，家庭經濟收入沒有保障，無力為我交學費，而大連大學學生享受“供給制”待遇，不僅免交學雜費還提供生活費用，而且在上海首先發榜。父母雖然希望我留在上海，但最終也相信我的選擇。于是，我和上海中學的幾十名同學一起，乘坐學校包租的火車專列去了大連。
那時，直達東北的火車還未開通，路過南京時，還遭到了國民黨飛機的轟炸。到達天津后等待了十多天，考慮到坐船去大連不穩妥，我們最后決定還是繼續乘火車。在東北廣袤的大地上，只有我們這輛“專列”，邊修路、邊行車。晚間，我們就睡在車廂頂部的行李架和座位下面的地板上。走走停停，從天津到大連竟行駛了好多天。1949年9月底，我終于到達了大連，就讀于大連大學工學院電機系。10月1日，我們這批大學生列隊在大連火車站廣場上，聆聽了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的講話，備受鼓舞。
是年年底，為了解我們這批首屆學生的業務水平，學校組織了物理學摸底考試。有些考題我在上海中學時學過，所以答題比較順利。當時我感到監考老師在我旁邊站了一會兒，交卷時老師簽名，我一看像是“美術”兩字，后來才知道這是老師“王大珩”三個字的連寫。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恩師王大珩先生的情景，至今仍記憶猶新。
大連大學非常重視理論聯系實際，學校開辦之初，就大力建設實驗室。在剛解放的大連，什么科學器材都很難買到。物理系主任王大珩先生親自帶領教師和實驗人員，從倉庫和舊貨市場上淘來舊秒表、天平、望遠鏡、電位差計和光學玻璃等，自己動手制造儀器。不到一年時間，就建成了可同時容納130名學生做實驗的普通物理實驗室。
王大珩先生指導學生做實驗，認真負責、一絲不茍，審查實驗報告也非常仔細。在給“不對”兩字時，故意不說明原因，以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動手能力。有的同學嫌儀器設備簡陋，做實驗不順手、太費事，王大珩先生的回答是：“告訴你們一個真理，所有精密的東西都是用不精密的設備造出來的，你們要學會用低級的儀器做出好的實驗結果。”他說自己在清華大學物理系讀書時，有位老師經常講，不能給學生好的東西用，就是要逼著學生學會自己動手。后來王大珩先生告訴我：“1950年在為你們準備鐘擺物理實驗時，那根掛鐘擺的吊線經常斷，實驗課馬上就要開始了，很著急。后來才發現，是穿過吊線的那個小孔邊上有毛刺，把吊線割斷了。刮去了毛刺，問題就解決了。”王大珩先生就是這樣以身作則地教會了我們實驗要認真負責、重視細節。后來，我們這些學生能獨立思考并有較強的實際工作能力，與王大珩先生當時的細心培養和嚴格要求是分不開的。
1950年秋，王大珩先生動員學生讀應用物理。他說：“物理可以說是一切工業技術的基礎，再冠以‘應用’兩字，對新中國的建設更有現實意義。‘物理人’比單純學工科的考慮問題更深入些，雖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知道該去找什么人。”就這樣，我們二十個同學成為了應用物理系的第一批學生，我從此開始進入了應用物理學科。大學一年級時，包括體育在內，我各門成績都是5分，在全校名列前茅，因此我擔任了班長，后來當選為校學生會數理分會主席。當時，我的體育老師是“中國奧運第一人”劉長春教授，他特別擅長短跑，動作步頻快、步幅大、向前性好，悉心傳授我們的短跑技術和經驗，使我們受益匪淺。
大連工學院首屆畢業同學留影(三排左三：姚駿恩)
3、投身科研，艱難締造
根據國家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的需要，1952年全國大學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都提前一年畢業。當時王大珩先生已受命在長春市籌建中國科學院儀器館(后改名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簡稱長春光機所)，從各地招收了二十名大學應屆畢業生，我是其中之一。當時的長春滿目瘡痍，還沒有從戰爭創傷中恢復過來。我從設計大禮堂的座椅、采購器材和實驗設備開始，日夜兼程、東奔西走，全身心的投入到中國科學院儀器館的建設工作中。
1953年，我的第一個科研項目是研制精密電阻箱。研究期間我發現電阻的阻值竟不是書本上所寫的固定值，而是天天在變，而且引起變化的原因有很多，這使我深深體會到了事物的復雜性。第二年，我又開始研制測量微弱電流的檢流計，僅讀數不回零的問題就經過數十次試驗才得以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書本上沒有的，必須自己找出關鍵所在，“盡信書不如無書”，正是這樣的經歷培養了我獨立進行科研工作的能力。后來看來，這些極為普通的常規儀器，當時卻還要在中國科學院儀器館研制，可見建國初期的科技水平是何等落后。
二、投身電子顯微鏡事業
1、參與研制我國首臺電子顯微鏡
顯微鏡是人類認識微觀世界的有力工具。光學顯微鏡的出現，使人們發現了被稱為19世紀三大發現之一的生物細胞，對自然界的認識有了一個極大的飛躍。誕生于1932年的電子顯微鏡和1982的掃描隧道顯微鏡，分別作為顯微鏡發展史上繼光學顯微鏡之后的第二和第三個里程碑，促進了納米科技的誕生和持續發展。
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總統把一臺該國蔡司公司生產的、代表當時世界水平的電子顯微鏡(簡稱電鏡)，送給毛主席作為六十壽辰的大禮。1956年,我國制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時，由王大珩先生領導的儀器規劃小組提出要研制電子顯微鏡。而當時的蘇聯顧問認為這個項目難度太大，在此期間中國做不出來，不要列入規劃，中國如要用，可以向蘇聯買。但王大珩先生并未因此停止研制電子顯微鏡的步伐。我當時是儀器規劃小組的工作人員和俄文翻譯，在此期間，光機所擬送我去蘇聯國家計量院學習，但因體檢發現視覺紅綠色弱，不合格而作罷。
第二年，長春光機所又選派我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蔡司公司學習紅外光譜儀器制造技術，在中國科學院沈陽干部學院學習了將近一年的德語。年底，一切去德的手續都已辦妥，行李也送上了火車，準備第二天出發。可是，當晚接到中國科學院的緊急通知，“暫不去德”。我們以為又發生了類似的“匈牙利事件”。后來才明白，是德國方面要分別“安排”。不久，到大學進修的去了德國，而蔡司公司則不接受我們去學習他們的關鍵技術，德國之旅未能成行。
1958年，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思想指引下，所長王大珩先生大膽提出在長春光機所研制電鏡，并邀請了一位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的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博士作為負責人，以中國科學院武漢一個研究所剛從日本訂購的中型電鏡作為參考樣機開始研制工作。研制電鏡需要解決真空問題，當時光機所只有一臺前蘇聯生產的氦質譜真空檢漏儀，在此期間，我翻譯了俄文說明書。通過夜以繼日的刻苦攻關以及高效的協調配合后，只經過短短的72天，在1958年8月即成功制造了我國第一臺電子顯微鏡，加速電壓50kV，分辨本領達10nm。這臺電子顯微鏡作為光機所研制成功的“八大件”(指八項先進的高端光學儀器)之一，于當年國慶節前夕在北京中關村展出。毛主席參觀了這個展覽會，當工作人員介紹到電子顯微鏡時，他高興地說“我們也能做這個東西(電子顯微鏡)了”，對這些科研成果倍加贊賞。
后來我獨自一人去武漢歸還之前借來的日本電鏡，由于是被拆成零部件后再重新裝起來的，問題不少，就連機械泵也發生了故障。當時，我“初生牛犢不怕虎”，竟敢把它拆開，清洗精密的旋轉刮板后再裝起來。我打開不容許用戶觸動的50kV高壓油箱進行檢查維修，并過濾高壓變壓器油。經反復調試，這臺電鏡的分辨本領終于恢復到其出廠指標2.5nm。
此后，該中型電子顯微鏡向南京教學儀器廠(后改名為江南光學儀器廠)等推廣生產。他們在光機所圖紙的基礎上不斷改進，于1961年實現了小批量生產，至1994年共生產了兩百多臺。
2、共同自主研發電子顯微鏡
在成功制造我國第一臺電子顯微鏡后，有人說，你們能做電子顯微鏡，很好！但這是仿制的，自己設計行嗎？我們了解自主研發面臨的巨大挑戰，但更加深知這是我國科技發展的必由之路。為此，1958年9月，長春光機所決定自行設計研制100kV大型電子顯微鏡并成立了電子顯微鏡研究小組，由我任組長和課題負責人，電子所的一位專家為技術負責人。
由于我在研制檢流計時熟悉了磁路設計，加上具備相關的光學知識和英、德、俄文的基礎，參考了國外有關經典文獻和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德國西門子公司的Elmiskop型電子顯微鏡產品樣本，很快就完成了電子顯微鏡總體設計和電子光學系統、電磁透鏡的設計，并提出了對加速電壓及紋波、透鏡電源和真空系統等的要求。經過全體人員十個月不分日夜的辛勤勞動、協同合作，終于在1959年9月末，我們研制成功了我國第一臺自行設計的電子顯微鏡(XD-100型)，分辨本領優于2.5nm、加速電壓100kV、放大倍數達10萬倍以上。
100kV電子顯微鏡工作照片(左一：姚駿恩)
為參加國慶十周年全國工業交通展覽會，我們特別包租了一節火車車皮，我和負責機械設計的同志就坐在電子顯微鏡的包裝箱上，星夜奔赴北京。在北京展覽館安裝好后，卻發現冷卻水漏進了物鏡線包造成漏電，導致電子顯微鏡無法工作。當時已是放假前夕，我抱著十幾公斤重的物鏡找到兄弟單位，用真空烘箱烘干，又花了一天的時間抽真空，終于及時解決了問題。10月1日，這臺10萬倍電子顯微鏡作為一項重大科技成果，在北京展覽館按時展出，并且擺在了中央大廳的顯要位置。觀眾十分好奇地排起長隊等待著用電子顯微鏡來觀看蚊子翅膀上的“汗毛”，這個場景至今令我難以忘懷。當天，天安門前舉行國慶十周年慶祝大會，這臺XD-100大型電子顯微鏡的巨大模型排在中國科學院游行隊伍最前面，接受了檢閱。
這臺電子顯微鏡被列為我國儀器儀表行業從仿制到自行設計研制的一個里程碑標志，被列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重大科學技術成就”之一，并收入了記載古今中外自然科學大事的《自然科學大事年表》。
長春光機所發揚當時提倡的“全國一盤棋”和“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1958年和1960年先后將仿制的中型電鏡和自行設計制造的XD-100大型電子顯微鏡的全部設計資料和機械圖紙無償地交給南京教學儀器廠和上海精密醫療器械廠(后改名為上海電子光學技術研究所)。我也多次到上海、南京毫無保留地向他們介紹電鏡設計及調試技術。就這樣，我國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電子顯微鏡制造領域。
1960年9月，國家科委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電子顯微技術交流會，我作了題為“ XD-100大型電子顯微鏡研制”的學術報告。會議期間我被確診得了肺結核，11月回到上海家里，肺部已有嚴重的“空洞”，在接受近一年住院治療后，才得以再次回到長春工作。
上海精密醫療器械廠在XD-100型基礎上制成了DXA2-8型電鏡，分辨本領達2.0nm。當時，為了慶賀全國八個具有代表性的新產品問世，郵電部特別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8張)，其中一張就是DXA2-8型電子顯微鏡。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以電子顯微鏡為主題的郵票。1965年7月，研制成功DXA3-8型一級電子顯微鏡，分辨本領提高到0.7nm，通過了國家鑒定。1968年定型了DXA4-10(0.7nm，100kV)，到1977年共生產了72臺。中國科學院新疆化學研究所購置了第一臺DXA4-10商用高分辨率電子顯微鏡，并利用這臺儀器發現了四百多種動植物病毒，不但為我國動植物病毒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這也印證，我國自主研發電子顯微鏡的能力取得了長足進步。
3、調入北京繼續從事電子顯微鏡研發
1964年4月，根據中國科學院集中力量的決定，將長春光機所電子顯微鏡研究室包括我在內的13人調并到北京的科學儀器廠(后為北京中科科儀股份有限公司)。當時全廠召開聯歡會熱烈歡迎我們的到來。
之后，我出任了電子顯微鏡研究實驗室副主任，負責研制DX-2型100kV透射電子顯微鏡，主要負責總體設計和電子光學系統計算。在此期間，我重點解決了電子顯微鏡的“心臟”——物鏡極靴的研制和高穩定度100kV高壓電源的問題。
1965年底，中國科學院組織成果鑒定，結論為：“根據在鑒定過程中所拍攝的鉑銥粒子照片，測得最小可分辨距離為0.4nm和0.5nm 的五對點子。按國外常見的表示方法，DX-2電鏡的分辨本領可達0.4nm。按國內采用從嚴的分辨本領鑒定方法(以第五對最近點中心間的距離計算), 評定該電鏡的分辨本領為0.5nm ，電子光學放大可達25萬倍以上。由此可以認為DX-2電鏡在分辨本領和放大倍數方面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原結論中以埃為單位，1nm = 10埃)。1966年1月，DX-2型電鏡作為重點展品參加了北京全國儀器儀表新產品展覽會。此后，我參與了6臺DX-2型電子顯微鏡的小批量生產。
我指導并參與研制完成了我國第一臺掃描電鏡(DX-3型)，負責人是我的第一位研究生。這臺掃描電鏡性能達到了1973年我國進口的日本掃描電子顯微鏡的水平，并且實現了批量化生產。同年，科學儀器廠掃描電子顯微鏡組獲得了國務院總理親筆題詞的榮譽證書，給了我們莫大的鼓舞。
我還負責研制X射線波譜儀，并將其和同軸光學顯微鏡一起配裝在掃描電鏡上，發展成DX-3A型分析掃描電鏡。該型掃描電鏡先后生產了近百臺，并向國內幾家單位推廣生產。
1982年出現了掃描隧道顯微鏡(縮寫STM)，橫向分辨本領達0.1~0.2nm，縱向分辨本領高達0.01nm，這是其它顯微鏡難以達到的。更重要的是STM克服了電鏡試樣必須處于真空環境的限制，可在大氣、真空、甚至液體環境中觀察物體在自然狀態下的表面結構和實際狀態。1986年的諾貝爾獎物理獎即授予了掃描隧道顯微鏡的兩位發明人和50年前(1932年)第一臺電子顯微鏡的創制者。
后來，中國科學院成立了北京電子顯微鏡(開放)實驗室，依托在中國科學院北京科學儀器廠，我被任命為副主任。我認識到STM大有發展前途，自己又有研制電子顯微鏡的經驗，于是提出自行研制STM，得到了實驗室主任的大力支持，由我兼任STM研制小組組長并且赴美調研，不久我確定了設計方案，經過半年多的刻苦攻關得以研制成功。
北京電鏡室工作者用自制的STM首次獲得了石墨表面原子圖像，橫向和縱向分辨本領分別達到了0.1nm和0.01nm，達到國際先進水平。198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上的報眼以“我國制成新型掃描隧道顯微鏡”為題，對此進行了專題報導。該型電鏡后續實現了小批量生產。
第二年，在英國召開的第三屆STM會議上首次報導了我國研制成功的STM，并選入了會議論文集。我們還在國際上首次用實驗驗證了一個重要論斷，即STM圖像不只是試樣的像，還與探針有關。
之后，在1989年又誕生了光子掃描隧道顯微鏡(PSTM)，分辨本領突破了傳統光學顯微鏡光束半波長的衍射限制，引起世人矚目。1991年我又提出研制PSTM，在與大連理工大學物理系的合作下，于1993年6月研制成功我國第一臺光子掃描隧道顯微鏡，圖像橫向分辨本領優于10nm，縱向分辨本領為1nm，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與此同時還開展了應用研究，不斷推動我國的電鏡事業跟上世界發展的腳步。
我從中國科學院北京科學儀器研制中心退休后，也未停止科學研究的腳步，繼續從事發展原子力顯微鏡的工作。我之前與一位專家合作共同發展了一種國際上分辨率最高的MoS2固體徑跡探測器，研制生產了我國第一代激光檢測原子力顯微鏡。
2001年我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后，老師王大珩先生告誡我“要更加謙虛謹慎，發揮作用”。還有位院士朋友對我說：“當選院士的最大好處是可以繼續工作”。這些我都銘記在心。2003年我受聘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任教，重新獲得了工作的機會。1949年上大學我報考的就是航空工程系，后來因為種種原因而轉為應用物理專業，在應用物理領域一干就是半個世紀，這一次可謂實現了我54年前報考大學時為祖國航空事業服務的愿望。對此，我十分珍惜，兢兢業業，只爭朝夕，把這份工作當作自己再一次“創業”的機遇，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
我積極開拓學科方向、組建科研團隊、引進優秀人才、培養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先后任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航空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籌)首席科學家和理學院物理研究所所長。主持組建“北航微納測控研究中心”，籌建“微納測控與低維物理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任籌備主任和名譽主任。負責完成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科學技術部等多項專項課題。開展了近場光學顯微學、離子束納米級加工、原子力顯微視頻成像、高次諧波及多頻激勵成像、頻率調制原子力顯微術以及智能化便攜式原子力顯微鏡等研發工作。
我曾在《科學儀器》雜志上發表我國第一篇系統論述電鏡設計制造的文章“XD-100型電子顯微鏡”；撰寫了數十篇科普與綜述文章，以推動顯微鏡領域科學傳播；多次組織國際和全國學術會議并編輯出版論文集；組辦學習班，編寫教材，在全國普及電子顯微學知識等等。始終致力于促進國內電子顯微鏡的研制生產和應用。
1980年中國電子顯微鏡學會成立，我是主要創辦人之一；1982年《電子顯微學報》創刊，我作為副主編、主編主持日常工作。
三、漫漫電鏡路，汲汲求索心
我們實現了多種電子顯微鏡的國產化，多項產品的主要指標接近或達到當時的國際水平，這些國產電子顯微鏡為促進我國的科學技術和工農業生產發展作出了貢獻，創造了屬于自己的輝煌。
但是改革開放后各種電鏡大量進口，促進了外國公司的發展，而國產電子顯微鏡因使用性能等不如進口產品而競爭力有限，只剩下一個研制單位——北京中科科儀股份有限公司還在艱苦奮斗，小批量生產中檔掃描電鏡。但先進的技術是買不來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建成創新型國家，我國必須掌握高端顯微裝備的核心技術，必須自主發展新的納米測量方法和納米加工技術。
50余年來，我有幸負責自行設計制造了我國第一臺大型透射電子顯微鏡；指導、參加研制完成我國第一臺掃描電鏡，并在國內推廣電子顯微鏡的設計制造技術；率先在我國主持研制完成掃描隧道顯微鏡和光子掃描隧道顯微鏡等十多種納米檢測儀器和器件，對有關理論和應用研究作出了一些貢獻，為發展我國納米科技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基礎，起了先導作用。我對于發展電鏡事業心堅如磐，走過的這條路踏實而又厚重，不斷的為我國高端電鏡的自主可控貢獻自己的力量。
本世紀初，由于種種原因，國產電鏡和掃描探針顯微鏡的質與量還遠遠不能滿足全國的廣泛需求。為此，我與王大珩先生等在2003年1月，向國家呈交了“建立我國自己的納米測量儀器和納米加工裝備制造業”的“工程院院士建議”，2006年初又提出了“振興我國的電子顯微鏡制造事業”的建議：
(1)發展具有自己特色、先進的多功能亞埃(＜0.1nm)分辨率、亞eV級像差校正電子顯微鏡，實現我國在納米尺度表征與度量的髙端突破；
(2)整合國內現有基礎，形成有市場競爭力的電子顯微鏡規模產業；
(3)創建電子顯微鏡研發團隊，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電子顯微鏡研發平臺和基地。
國家科技部考慮了這個建議，并將“場發射槍透射電子顯微鏡的研制”列為“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的重大課題，推動了電鏡產業的加速發展。
其實不僅是國產電鏡和掃描探針顯微鏡，整個中國科學儀器制造行業都面臨極大的挑戰。國外廠商對中國的策略往往是，你不能制造的精密儀器，他要高價，甚至不賣給你；當你有能力制造時，他以低價銷售給你，打垮你，讓你難以發展。
因此，我們必須自立自強。電子顯微鏡，從1958年開始我國就做出來了，但穩定性、可靠性不如國外產品。要解決這些問題不是一日之功。生產高質量儀器的關鍵在于建立一條完整的科學儀器產業鏈。從材料的選擇、加工工藝，到整機的裝配調試，每一個零部件都需要注意，每一個細節都需要精益求精，這需要一整套技術標準，才能實現高指標、高可靠性。我們需要一個打基礎的過程，一個積累的過程，而這樣積累的過程是難以一蹴而就的。只有選擇性地把某些儀器做到滿足國內需求以減少對國外的依賴，在打好基礎的情況下逐步發展我們的技術特色，利用我國已領先的新原理、新材料等來制造新儀器，爭取一部分先超越。這樣，中國的科學儀器制造事業才能逐漸強大起來。
現在國內已研制生產了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高質量掃描電子顯微鏡、透射電子顯微鏡原位觀察測試研究的開發與應用研究等。時至今日，我仍在為發展我國的超顯微鏡制造事業繼續努力，展望未來，我必將為這項事業奮斗終生。
回首過去的人生軌跡，有成長的曲折，成功的喜悅，也有未竟的遺憾。從失望到期望、從惴惴不安到信心滿懷。我相信，只有經歷磨難，生命方有厚度！
2009年姚駿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