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少梅：男，回族，1932 年生于濟南，1961 年畢業于蘇聯基輔工學院，歷任上海自動化儀表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重慶自動化儀表研究所所長、總工程師，機械部儀表局總工程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中國儀器儀表學會常務理事、榮譽理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專家，國家發明獎評審專家，中國自動化學會常務理事、榮譽理事，中國儀器儀表行業協會常務理事、顧問。曾獲機械部科技進步二等獎、機械電子部軟科學三等獎、國家計委辦公廳三等獎。
留蘇歲月
1955年夏，我高中畢業后考入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1956年8月，前往蘇聯烏克蘭基輔工學院電機系學習“自動學與遠動學”專業。
到了學院，我們和蘇聯同學混編在一個班，基礎課有《高等數學》《普通物理學》《普通化學》等，專業課有《控制理論》《遙控遙測》《測量裝置》《工業電子學》《脈沖技術》《計算機原理》《半導體技術》《概率論》《儀器制造》《金屬工藝學》等，還有實驗課和俄語課。學習非常緊張，讀俄語書很吃力，天天晚上學到深夜。
系主任叫格列賓，一位猶太老頭，和藹可親；他教遙測課，條理清楚，聽他的課就是一種享受。一、二年級時還有俄語課，一位女教師教閱讀和口語。立體幾何老師講課相當精彩，同學們精神都很集中，他不時會提問讓大家回答。
我們的專業涉及工業自動化、管理科學化、實驗室現代化、儀器儀表智能化、航空航天器自動控制等重要領域的發展。1957年開始，現代控制理論初露端倪，自適應控制、最優控制、智能控制、大系統理論等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蘇聯學者索洛多夫尼科夫的《自動控制理論基礎》是必讀專著之一；烏克蘭控制論專家伊瓦赫年科也常為我們上課，重點講解他的專著《控制論》（КИБЕРНЕТИКА）。
1961年7月，經過5年緊張學習，我們以優異成績畢業，學校給我頒發了工程師證書，相當于碩士學位。我的畢業論文是《計算機控制系統方案設計及實現方法》。回國后，我被第一機械工業部（簡稱：一機部）分配到上海熱工儀表科學研究所（即后來的上海自動化儀表研究所），我們的研究室專門開發電子式調節控制儀表，當時是用電子管作放大元件，開發成套儀表，取名為DDZ-I型電動單元組合儀表。
參加工作后，我先到崇明島勞動了兩個月，然后到蘭州化肥廠參加 DDZ-I型儀表樣機的現場運行考驗工作。在上海化工學院王暉老師的帶領下，研究所、高等院校與工廠三結合，對合成氨車間變換爐的動態特性進行測試，然后開展系統設計，組成串級調節系統，計算出PID參數，經現場運行，證明系統設計成功，我們所的產品工作正常。
為了盡快熟悉中文專業詞匯，并向國內同行介紹國外新技術，我將蘇聯專業書《自動補償式數字儀表》譯成中文，約20萬字，1963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發行。
首次訪日
1964年夏，我參加由化工部和機械部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日本橫河電機制作所訪問，一方面驗收橫河向我國化工廠提供的自動化儀表，包括變送器、調節器、記錄儀、調節閥等；另一方面學習掌握這些儀表的原理、特點、應用及操作維修技能。
那時日本儀表多從美國引進，進而實現國產化，技術上比中國先進一代：我們還用電子管，他們已用上晶體管。橫河的對口企業是美國的 Foxboro公司。日本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并實現國產化的經驗，對我們發展新產品很有啟發。我們每天上午聽橫河的工程技術人員作產品介紹，涉及原理、線路、結構、調試及應用；下午在實驗室進行實際操作與調試，熟悉產品的基本原理和具體結構。這些產品涉及測量與控制技術，電子與氣動技術，指示與記錄技術，制造與應用技術。我們還到化工廠、煉油廠、自來水廠等用戶單位參觀訪問，看到橫河產品在現場應用的成功案例。
回國后，我向一機部四局的沙平副局長作匯報，她聽得很仔細，希望我將這次出國情況和收獲帶回所里，認真研究，吸收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回到所里，我匯報了赴日學習考察的情況，通過討論，決心跟蹤國際先進技術的發展潮流，開發新一代產品，得到所領導的支持。首先在所內開展研發工作，然后再推向工廠投入批量生產。
上海所四室負責歸口電動系列儀表的行業技術發展工作。甘和貴、楊起行和我組成DDZ-II型電動單元組合儀表總體組，制訂總體技術方案和實施計劃，大家一起討論，由我執筆起草，所領導審定。這套儀表采用晶體管放大器，聯絡信號沿用DDZ-I型儀表的0-10mA，屬于我國調節控制儀表的第二代產品。按分工，由我負責PID調節器開發，趙振國、梁漢泉參加，我們分頭進行調查，一方面查閱國內外資料，一方面在國內進行調研。
對于調節器，我先后試驗了三種方案，經反復比較和論證，最后決定參考英國Kent公司的晶體管調制原理加以改進，取得滿意的效果。經過1965年一年的努力，調節器研制成功，３臺樣機順利通過全性能測試，甘和貴、楊起行、朱秉福、郭歧聲等同志負責的壓力變送器、差壓變送器、溫度變送器、計算單元和執行器等也都按時完成，共8個品種、24臺樣機。用這些樣機，我們在上海南市發電廠組成了鍋爐自動控制系統，順利投入運行，取得成功。
內遷重慶
后來，上海熱工儀表研究所一分為二，在重慶北碚建立重慶自動化儀表研究所，我任副所長兼副總工程師。1966年3月，我們150名內遷職工乘“夔門號”輪船，帶著大量儀器設備，從上海沿長江西進，到達重慶北碚施家梁新所址，參加三線建設。
按照分工，重慶所歸口電動單元組合儀表系列、氣動儀表系列、巡回檢測、B系列儀表和工控機等行業技術工作，另外還有當地的項目及部分軍工配套任務。我與四室的朱長貴等繼續組織DDZ-II型儀表設計工作，還與三室的康慶宇、張鈞惠、潘厚昌、繆德福等繼續組織QDZ-II型氣動系列儀表和B系列儀表設計工作。一機部儀表局陶亨咸副局長(后任一機部副部長)專程來重慶指導工作，確保我們的統一設計順利進行。
正當工作全面展開的時候，“文革”開始了，繼而發生武斗，局勢越來越復雜，經電話報告一機部儀表局有關同志并得到同情，1967年7月，我帶著大批內遷職工乘火車經貴陽逃回上海。上海所領導動員我們返回重慶，我們又從重慶乘火車跑到成都。最后決定就地解散，各自回家。后來實行軍管，要求恢復科研生產，我們才陸續回到所里。
隨著形勢好轉，全所科研生產也逐步開展起來，我們又重新組織聯合設計工作，修訂總體方案，起草技術標準，以廠所結合的方式實施科研成果向產品化轉變。我提出“統而不死、活而不亂”的方針，即產品外特性各廠要符合統一標準，用戶可以自由選用各廠標準產品實現系統配套，而產品自身的技術和工藝則由各廠自行設計，不斷改進提高和發展創新。DDZ-II型電動單元組合儀表包括變送器、顯示儀、計算單元、調節器、執行器和輔助單元，共80多個品種規格，分別由上海、天津、大連、北京、西安、武漢、吉林等儀表廠投入批量生產，年產量曾達到20萬臺，成為我國70年代到80年代工業自動化的主導產品，廣泛應用于冶金、電力、石油、化工、輕紡、機械等領域，實現工業生產過程自動化。
聯合設計
1974年，我們籌劃DDZ-III型電動單元組合儀表的開發和聯合設計工作。該套儀表是我國第三代調節控制成套產品，采用線性集成電路和國際電工委員會(IEC)規定的4-20mA國際標準模擬信號，具有本質安全防爆功能，傳輸信號采用兩線制方式。整套儀表包括變送器、計算器、顯示器、記錄儀、調節器、執行器及輔助單元，數百個品種規格，可與計算機聯用實現設定點優化控制，構成模擬-數字控制系統。在總結II型儀表設計經驗的基礎上，制訂總體技術方案、各單元技術條件和工作計劃，在征求工廠意見的基礎上組織聯合設計，分頭試制。
在前期技術準備工作的基礎上，同時在3個聯合設計點開展工作：在北京市自動化技術研究所設計調節器、記錄儀、溫度變送器、安全柵等，在天津儀表廠設計壓力、差壓、液位、流量變送器，在北京儀表廠設計電動執行器。我在3個設計點巡回檢查，討論解決重大問題。參加聯合設計的單位有北京、天津、西安、重慶、上海、大連、吉林等地的儀表廠。
各種樣品陸續試制成功，樣機運到洛陽煉油試驗廠，并通過現場運行考核。此時，防爆產品也在南陽防爆電機研究所通過本質安全防爆試驗考核。我所先后在山東曲阜和武漢東湖召開專家會議，審議DDZ-III型儀表的總體方案和技術條件，進行必要的補充修改。回所后，進行最后審議，上報儀表局，批準后作為行業標準公布實施。為適應DDZ-III型儀表配套需要，專門設計試制了符合安全火花防爆要求的接線端子，符合調節器滿刻度指示要求的表頭，符合自動-手動無擾動跟蹤切換要求的線路結構等配套產品。
DDZ-III型儀表的綜合技術水平已達到國際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水平。從1975年開始，北京、上海、西安、重慶、天津、大連、吉林、武漢等儀表廠陸續投入批量生產，質量穩定，獲得用戶好評，成為我國80年代到90年代工業自動化的主導產品，年產量曾達到24萬臺。DDZ-II和DDZ-III兩套儀表均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DDZ-III型儀表還獲得機械部科技進步二等獎；QDZ-II、QDZ-III和B系列儀表等產品也相繼投產，并多次獲得省部級嘉獎。此外，重慶所還開發了巡回檢測裝置和小型工業控制機以及機床數控裝置，為核反應堆、核潛艇、戰斗機等軍工配套和民用領域作出貢獻。
美法見聞
1975年秋，針對“川氣出川”等重點工程的需要，機械部和電子部組成代表團對美國進行考察。由機械部儀表局局長蘇天任團長，電子部發展中心主任劉世驊任副團長，我任代表團秘書。出國前作了充分準備，查閱資料，到四川考察天然氣的開采、脫硫、儲存和管道輸送等環節，了解它們對自動化的要求。出國前，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老布什)接見我們，介紹美國情況，并請我們觀看美國風光錄像片。
11月，我們乘飛機經巴黎轉華盛頓，先后參觀考察 Draper Labs、Honeywell、TI、Foxboro、Leeds&Northrup、Fisher&Porter 等公司，并在費城Honeywell總部第一次看到基于微處理器的分散型控制系統(DCS)TDC-2000，這是剛公布的最新產品。經過一個月訪問，我們看到儀器儀表和計算機行業的發展趨勢和科技動向，分析自己的差距，經過認真總結和反復討論，我為代表團起草了提交國家計委的考察報告。
1978年春，機械部組團訪問法國，儀表局康非副局長任團長，我任副團長，訪問法國SEMS、REE、Honeywell-Bull、EPSON、Thomson、Renoult等公司，參觀開發中心、測試中心、生產線和工控機應用現場，與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座談，他們對各種配套產品的技術問題和生產問題作較詳細的介紹。同法國電子信息局的官員RY先生就雙方合作進行探討，重點是小型工業控制機、外部設備、大規模集成電路等。我們了解到法國自動化儀表和工控機制造廠已經大量采用微處理機，實現儀器儀表數字化和智能化，在交通管理、銀行、商店和企業實現辦公自動化，很受啟發。我和上海所杜希牧高工在巴黎買了幾套8位單板微處理機模板，帶回所里研究。
此后，我就在重慶所組織學習微機原理和應用技術，成立軟件研究室，請高校老師講授軟件課，并將開發基于微處理器和微型計算機的自動化儀表與控制系統列入科研計劃，積極爭取部局和省市的支持。1979年，第一套多回路微機控制裝置在成都無縫鋼管廠加熱爐車間投入運行，取得成功，減輕了操作人員勞動強度，節約能源20%以上。其后，基于微處理器的單回路調節器在遵義鈦冶煉廠投運成功，多回路調節器、巡回檢測裝置、數字化檢測儀表等也陸續研制成功。在微機應用方面，重慶所走在行業前列，微機應用項目多次獲得全國科學大會、機械部、四川省和重慶市的嘉獎。
科技管理
1984年9月，我被調到機械部儀表局任副總工程師，協助陳杏蒲副局長和朱良漪總工程師的工作。一年后，我被任命為儀表局總工程師，接替比我大12歲的老專家朱總工。我主要參與行業發展規劃、發展戰略和振興政策的制訂，科技攻關項目的組織協調，國內外行業發展趨勢和動態的分析與宣傳，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八五”“九五”“火炬”等重點項目的論證和“發明獎”“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評審等工作。我先后到26個省、市、自治區的100多個工廠、研究所、高等院校和設計院作調查研究，發表多篇文章，宣傳行業大政方針和儀器儀表在新技術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參與組織編寫儀器儀表工程手冊和產品目錄，審訂行業產品技術標準。
經多方爭取，本行業的幾個重點發展項目被列入國家“七五”“八五”科技攻關計劃，并組織實施。我多次到重慶、西安、上海、北京、大連、天津、貴陽、武漢等地作宣傳促進工作，與用戶部門、高等院校和科學院系統開展交流合作。我們提出“以科技為先導，以工程促成套，以系統帶產品”和“打基礎、上水平、攻成套”的方針，發展共性技術，優化產業結構，強調儀器儀表、計算機和通訊是信息技術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經過幾年的共同努力，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整個行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
為促進傳感器技術的發展，在國家科委新技術局組織指導下，由我主持，相關部門、高等院校和上海市的專家參與，1986年-1987年，討論制訂我國傳感器技術發展政策，與計算機和通訊技術發展政策一起，作為我國信息產業技術發展政策的組成部分，由國家科委以白皮書的形式發布實施。該項目由沈陽儀表工藝研究所歸口，我局楊景福工程師、沈陽所徐開先所長及黃西培總工、顧廣瑞副總工等做了大量工作，大連理工大學牛德芳、吉林大學孫良彥、哈爾濱建筑大學王力、武漢大學任恕、南京大學黃德培等教授在論證會上作了精辟的報告，為政策制訂作出貢獻。1991年，該項目被機械部評為軟科學獎。同時，經認真協商成立傳感器行業協會，邀請美籍華人葛文遜教授等擔任顧問，機械部副總工程師郭志堅任會長，我和其他幾位企業家、專家、教授任副會長。
參加工作40年，我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開發新產品，60年代開發DDZ-II型儀表，70年代開發DDZ-III型儀表，80年代開展微型機應用，開發DDZ-S系列儀表和Q系列、B系列儀表等。據重慶所1995年估算，這些產品的產值已逾100億元，利潤超30億元，廣泛應用于石油、化工、冶金、電力、機械、輕紡、國防等領域。二是領導內遷研究所艱苦創業，“文革”后治理整頓，改革開放，發展創新，克服重重困難，取得科研成果260多項(截至1983年)，為行業發展和內地建設作出貢獻，為重慶所參與市場競爭打下基礎。三是參加行業宏觀管理，開展企業調查，參與行業發展戰略和技術政策的研究，參與制訂發展規劃，組織科技攻關和系統成套工作，促進產業、產品結構不斷優化。
